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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侠客岛：今年春节前后，中国AI公司深度求索（DeepSeek）的大模型DeepSeek-R1火爆全网,很多人被它展现出来的强大能力震撼,您有没有使用？

郑永年：过年期间大家都被DeepSeek淹没了，我也试过了。之前我用过ChatGPT，确实体验到人工智能大模型一直在不断进步。这次DeepSeek引发热潮，是“开源的胜利”。

2、侠客岛：很多外媒报道DeepSeek。有的说这证明了大投入、拼芯片数量的AI道路不再是唯一之路；另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则说这是威胁，美国一些机构还禁止员工下载使用。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？

郑永年：这都是把它标签化，关键是从哪个层面看问题。此前，像ChatGPT等大模型让美国处于垄断地位，可以“价格自定”。垄断地位带来的芯片价格、大模型的估价等，本就有大量泡沫。当中国的DeepSeek出现，大家才发现，原来大模型也不一定需要那么高成本、那么多芯片。相关公司和资产的价格自然就会下调。

对美国某些政客来说，可能会带来恐惧。在DeepSeek出现之前，他觉得几乎所有人工智能领域的尖端竞争，都是在美国公司之间展开的，而不是在中国公司跟美国公司之间，但DeepSeek证明事实并不如此。

对美国科学界，我觉得倒没那么大冲击。因为这些人相信，只要是开源的，就一定会被超越，技术总是不断进步的。中国的进步就是建立在开源之上。Deepseek选择把技术论文等开源，其他国家的开发者也可以很快去验证，在他们的基础上做调整和进步。如此往复循环、不断更新进步，才是科学的逻辑。这跟资本垄断定高价的逻辑、政治封闭以求领先的逻辑，存在根本性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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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侠客岛：DeepSeek是否完全走出了一条新路？这对中国，对那些被美国排除在“核心盟友圈”、缺乏资金和足够获取先进芯片能力的国家来说，是不是具备更强的战略意义？毕竟拜登下台前还搞了个芯片出口管制法案，弄出三个圈层，用意就是限制、削弱他国与之竞争的能力。

郑永年：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以前说一定要大量的资本才能干成什么事，这是资本的逻辑，实际上并不一定是那么回事，是资本在制造自己的神话。但问题是以前没人挑战他，有人挑战，局面就不一样了。如果只有一家银行，大家只能把钱投到这里，它随便说了就算。有了第二个替代性可选方案，神话就会被戳破。

同样，DeepSeek是创新，但不是完全另辟蹊径，我把它称为“里程碑式的改进版”。如果完全是另辟蹊径，别人就很难复制得了，自己也可能成为新的垄断，自我封闭起来。实际上DeepSeek和美国一些大模型走的是同一个方向，但证明了有其他的路径可以通往这个方向。

DeepSeek对中国最大的启示，我想还是“开放”二字。无论是心态上还是方法上，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开放，继续开放。DeepSeek的胜利，就是开源打败闭源。OpenAI以前是开源的，后来变成闭源的，这次DeepSeek爆火之后，OpenAI的奥特曼也出来说话，承认闭源是一种战略错误。

为什么必须开源？因为任何一种科技都有可以改进的地方，不是封闭系统。技术总有各种各样的小错误，怎么发现并改进？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。你哪怕最聪明，也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错误；人多了，大家都盯着看，就能找到毛病。技术发展的路径就是这样，在开源-创新-迭代的循环中螺旋前进，持续参与全球性的技术竞争、创新改进，才可能不断取得超越、成功。中国的新能源、AI等领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，是开源基础+中国智慧的结晶。

开源不仅可以用我们举国的力量，还可以用全世界的力量。世界的科学共同体要联合起来，遏制资本、遏制某些政客的力量，促进人类的技术进步。中国过去很多技术成果和产业成功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，今后也必须如此。

4、侠客岛：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包括DeepSeek，包括春晚上扭秧歌机器人的宇树科技，它们都在杭州，有“杭州六小龙”之说。这些公司的创始人、员工都非常年轻。从城市生态、人才聚集的角度来说，这代表了怎样一种方向？

郑永年：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，“大玩家”只有中美，人工智能也是如此。

中美两个国家之内很典型的趋势是城市群。美国人工智能有两块，一块是硅谷到德克萨斯，所谓“狭长地带”；另一块是波士顿到纽约，东北部这一块。中国也有两块，一块就是长三角，苏州、上海、杭州一带；另外是粤港澳大湾区，广州、深圳这一块。北京基础科研很好，但是技术应用往往还得往这俩地区跑。

生态最重要。我常说“三驾马车”，基础科研、应用技术、金融，缺一不可。杭州做得确实好，我将其称为“地域嵌入型”的生态环境，人才、资金等各种要素都已经在这里面了，所以就有利于创新，也有利于吸引年轻人。

美国硅谷，IT最发达，互联网最发达，但是它周围的基础设施就很差。中国基础设施是政府负责，像杭州余杭区、滨江新区，那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，不是私营公司能做到的。中国是政府和市场两条腿走路。

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：浙江有很大的中等收入群体，“中产社会”非常大。只有“中产社会”才会去做这种有风险的、长期创新性的投资。

至于人才，围绕浙江大学的产学一体化，特别是浙江杭州这一块，有点像美国斯坦福大学周边，产业体系做得很好。人才观念很重要。杭州这些“六小龙” 都是年轻人，这就提醒政府，高科技时代，投资一定要向年轻人倾斜。人才也是个系统工程。

其实，长三角、珠三角还有很多有潜力成为独角兽的企业，很多人没有资源，但是有技术，需要来自国家的资源。所以，科技要取得长足进步，金融改革也要跟上。我们不要虚拟金融、泡沫金融，要遏制投机性的，但对新技术的投资，对真正创新的风投，我们一定要做好。

我们正在产生大量的新质生产力，但如果是因为体制机制改革没跟上，导致一些新质生产力落不了地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这方面还有很大改革空间。

采写/无忌

编辑/云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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